“中国原始第一村”——尉迟寺，中国著名史前建筑研究专家杨鸿勋指出：这个近五千年前人类文化遗址中的红烧土排房是中国迄今为止已经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
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许疃镇毕集村东150米，遗址呈四周低中间高的凸形地貌。相传是为纪念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在此屯兵而建，故称“尉迟寺”。
据有关资料显示，该遗址是中国目前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晚期聚落遗存，东西长约370米，南北宽约250米，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米。1989年至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科考古研究所先后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发掘，揭露面积7000多平方米，共清理出红烧土房12排（组），计41间，墓葬217座，以及灰坑、祭祖坑、兽坑、活动广场等遗址，出土陶、石、骨等文物近万件，被史学界专家称为“可与金矿媲美”的资源。
经过多方努力，在近１００米的发掘现场，先后出土了大量的儿童瓮棺葬、陶杯、陶器、红烧土排房等文物。
尉迟寺遗址之所以成为考古界公认的“中国原始第一村”，除了其保存完整，墓葬、器具、房屋一应俱全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在这里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房屋遗址。在第一阶段出土的４１间红烧土房，是当时人类最豪华的住宅。这些房子全部是木质网状框架，外抹灰泥，整体烧烤而成，而这还不是村落的中心建筑。为了全面体现“第一村”的规模，再次发掘直指村落中央，经过钻探专家推测这里建筑有１００米，而且屋前面可能有一大片中心广场。中国史前建筑学家杨鸿勋说，这就是尉迟寺遗址的“金矿”，它的价值可以说是五千年前的“人民大会堂”和“天安门广场”。然而，当１５间完整保存的红烧土排房，撩开五千年的神秘面纱映入今人的眼帘时，再次证实了专家的推断。更巧合的是第二阶段发现的红烧土排房恰与第一阶段出土的几间同一方向的房屋成一排，这就使原来预计整个村庄为三排平行主体房屋的格局变成了一个“丰”字型格局，这不仅证明了此次发掘的是村落中心，也证明了这个原始村庄在建设之前曾有过统一的规划，加上外围大型的环型濠沟，整个村庄像城市一样布局严谨。
在尉迟寺遗址，房子是最大的一宗文物。五千年前尉迟寺人建造的红烧土排房在其他遗址也偶尔出现过，但很少有这里这么完整集中。红烧土排房的做法是采集大量木材，用粗木在各个角上立柱，再用细木象编篱笆一样扎成木骨。然后在木骨上涂抹上泥，泥干了以后再抹一层，一直到墙体大约有５０公分厚。房屋的屋顶当时并不用草，而是在木骨上抹泥。当整个泥房全部抹好以后，人们再用火烘烧整个房屋，直到泥房里的水份烘干，木柱碳化，房屋变成通红的颜色。房屋的面积为两个多平方米到二十多个平方米大小不等，但每间房子均分别由墙体（主墙和隔墙）、房门、室内柱、房顶、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组成。房子的建造均经过了挖槽、立柱、抹泥、烧烤等建筑工序。可以说，红烧房是原始人烧制的最大最硬的一件陶制品。这样的房屋冬暖夏凉，坚固美观。
以排房为特点的建筑遗迹是尉迟寺聚落遗存的重要发现，房子的排列组合，建造方法，均为史前遗址所罕见，尤其是以大型壕沟与建筑基址为整体的聚落体，构成了一个既封闭，而又开放的聚落整体，更是史前考古的首次发现。但如果从尉迟寺遗址出土的较多的农作物遗存、动植物的资料及文化堆积层和出土的动物骨骼来看，当时的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与现在有一定的差异，既有生长在河流、湖泊中的田螺、蚌类、鱼鳖类，又有生长在密林深处的虎、鹿、獾、獐、麂等野生动物。这就说明，在距今大约五千年时期，尉迟寺一带是湖泊、河流相通，平原、山地、灌木丛林相间，水生植物茂盛，这一切都为人类提供了优越的生存环境。如今，较大的河流北淝河、涡河均距遗址较近，可给人类提供生存的物质来源。据有关专家现场考证，在遗址南约一公里处，有一个东西向的低洼带，推测当时也应是一条较大的河流。
由于遗址附近有肥沃的平原土地，加之气候温和，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热资源丰富等优越条件，给农业生产提供了可能。在房基倒塌的墙体中，有较多的稻壳拌泥痕迹，同时，也有粟类浮选标本。专家认为，自然地理环境与古代文化的发展，与古代农业的发展以及与人类经济生活，都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例如，史前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自然环境的影响，而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又决定了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水平。专家推测：这里当时的气候温暖湿润，遗址周围的地势较平坦，水域较广阔，遗址附近有茂密的森林。在农作物的种植上，当时的农业文化已经进入到了迅速发展的时期，当时的尉迟寺人由于受到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影响，最早起源于北方的粟类作物和南方传播；南方的稻作文化向北传播，并在皖北地区形成交融，在遗址周围发现大米和小米，正是尉迟寺遗址中农业文化的一个新内容。
尉迟寺遗址，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瑰宝的发掘，每一步进展不仅牵动着考古学界的关注的目光，也成为媒体和游客关注的焦点。卫国、周剑虹）
摘自《新华社》
来源: